1933年1月,随着纳粹党上台,一部分德国犹太人便感受到未来的危险。一些有条件的人开始着手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避难所,以应对即将来临的风暴。
到了1934年,日本方面认为接纳犹太人并将其安置在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既能赚取经济利益,又能借此巩固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于是,他们悄悄地筹划了一项名为“河豚计划”的秘密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将犹太人安置在中国东北,由此日本可以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位置。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日方与犹太代表之间的联系逐渐加深。1937年12月到1939年12月,犹太人代表们在哈尔滨召开了三次“远东犹太民族大会”。日本关东军派出了“犹太通”陆军大佐安江仙弘和哈尔滨陆军特务机关长樋口季一郎作为代表参与。计划的一位策划者,日本海军大佐犬塚惟重在1938年7月的演讲中提到,实施这一计划有两面性:“就像河豚,鲜美却充满毒性,若处理得当,可获大利,若稍有疏漏,则可能致命。”
他列举了计划的优点:日本可以通过与国际犹太财团的合作获得资金和人才支持,甚至可能推动美国犹太资本集团促使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更加友好的政策。但也有隐忧:这项计划可能会破坏德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激怒希特勒。
1938年11月,德国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事件,随即,日方在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后,最终通过了《犹太人对策要纲》,正式批准实施“河豚计划”。这一计划的初步目标是接纳3-5万犹太人,最终可以扩展到60万人,同时在上海也会建立一个犹太社区。
展开剩余79%然而,随着“河豚计划”的启动,日本始终未能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1. 美国的犹太人集团坚决反对将犹太人迁移到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
2. 上海的犹太人也强烈反对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
3. 德国方面认为日本的犹太政策涉嫌背叛盟约,十分不满。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随着美日关系急剧恶化,国际犹太团体也立场鲜明地站到了盟国一边,坚决反对轴心国的行为。1942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取消犹太人的特殊待遇,“河豚计划”最终宣告失败。
尽管如此,犹太人仍然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家园”,不过这一计划终究没能长久。大量逃亡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奥地利逃离,最终选择了中国东北,这正是“河豚计划”的直接后果。同时,约4万名犹太人也选择了上海,而中国则成为少数几个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租界,犹太人无需签证就能进入,而那些来自德奥的犹太人所需的签证其实是由中国使领馆签发的,这一签证并非入境上海的必需,而是证明他们已获得德奥政府批准离境的文件。
当时,西方有一张标注犹太人定居点的地图,标出了世界各地的10个主要定居点,而中国东北无疑是首选地。然而,有一个定居点却并未公开标注,那就是中国的云南。因为当时这个问题还处于讨论阶段,且时间很短。
随着上海的犹太难民日渐增多,一些犹太富商通过国民党的一些渠道,开始游说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一个“定居地”。与“河豚计划”的最大不同是,这个定居地一旦成功,将成为合法的,而中国东北的定居点则是非法的。
在上海的德籍犹太人白尔·克拉斯,找到“国联中国同志会”的负责人朱家骅(当时担任教育部长),并通过他联系到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孙中山的长子)。克拉斯成功说服了孙科,孙科认为,若中国为犹太人提供一个定居地,不仅能获得犹太财团的支持,还能促进中美英三国的外交关系。
1939年2月17日,孙科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在中国西南地区划出一个“犹太难民寄居区”,以安置数万名逃亡到中国的犹太人。他写道:“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二千六百余年来转徙流离,备受各方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的抬头,犹太民族更遭受无情虐待……犹太人财力雄厚,人才济济,若能结好,必能为我国家提供莫大的帮助。”
克拉斯还给孙科提供了一份《移民十万中欧犹太人来华计划书》,提出将犹太人安置在云南昆明。根据当地物价计算,500元就能盖一所房子,10万人约需要5000万元资金,而犹太人协会能够提供资助。
然而,随着中国政府高层的激烈讨论,昆明的方案被否定,改为腾冲和蒙自地区。反对的声音非常大,而孙科为了增强说服力,争取到了当时一些重要人物如于右任的支持。
蒋介石在黄山官邸部署军事计划时,孙科专程前往与他讨论云南方案,但蒋介石始终未表态,态度冷淡。蒋介石未表态的原因在于两点:首先,中德关系尚未完全破裂,若因犹太人问题提前断交对中国不利;其次,蒋介石早就收到戴笠关于“河豚计划”的报告,且日本方面希望在上海建立犹太人安置区,若在云南设立“特区”,则可能与日本的计划产生冲突。
尽管如此,孙科等人继续推动计划,并为其争取支持。蒋介石最终也指示加紧筹议工作,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相关事宜,讨论内容涉及犹太人国籍、居住地、入境手续等问题。
然而,云南方面的地方大员,包括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对此计划表现出谨慎态度。龙云认为,云南地广人稀,犹太人如果能开垦荒地,不仅能带来资金,还能帮助云南发展。但他并不想将两个地区完全交给犹太人作为“特区”,这让克拉斯等人感到失望,因为犹太人并不想从事农业,而是希望在云南经商。
随着蒋介石迟迟未表态,龙云最终决定妥协。他在给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的复电中表示,原则上不反对收留犹太人,但希望他们能够开垦荒地。这个提议显然没有获得犹太游说者的支持,他们希望的“云南特区”更多的是一个商业中心,而非农业定居地。
不久后,蒋介石得知了“河豚计划”的细节,意识到中国与日本争夺犹太难民的时机可能已经过去。1939年7月,蒋介石指示暂停大规模收留犹太人计划,最终“云南特区”计划被搁置,持续了不到半年便宣告失败。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绝大部分犹太人离开了中国,返回欧美等地。尽管“云南特区”计划未能实施,但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中国在当时对犹太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给了他们住所和尊严,这与西方世界对犹太人的冷漠与虚伪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中国对犹太人的支持和帮助,不仅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也展现了大国的担当。而对于以色列和犹太人来说,若有报恩的机会,也应该心存感恩,而不应作出任何不智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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